为他人代购毒品如何定性？

代购毒品目的多样、情形复杂，在审判过程过程中，需要查明代购毒品的目的，区分代购毒品的不同情形，辨别相似行为，判断有无超出购买范畴，依法对代购毒品行为准确定性。其中：行为人在为他人代购毒品过程中，从中牟利，有加价或变相加价的行为，应以贩卖毒品罪论处。

基本案情

公诉机关舒城县人民检察院诉称: 2015至2016年间，被告人杨闪其先后4次代吸毒人员常维兵购买毒品，从中牟利。

被告人杨闪其辩称，对起诉书指控的四次代购毒品事实没有异议，自愿认罪。但第三次、第四次300元包括200元毒资和100元车费。另外，公诉机关建议量刑过重，请求法庭从轻处罚。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下半年至2016年间，被告人杨闪其多次驾驶出租车从舒城到合肥等地，为吸毒人员常维兵代购用于吸食的毒品，并以收取车费的名义，向常维兵收取相关代购费用，从中牟利。

裁判结果

舒城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30日作出（2018）皖1523刑初123号刑事判决：被告人杨闪其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

一审宣判后，杨闪其不服，提出上诉，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2日作出（2018）皖15刑终23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认为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杨闪其多次为他人代购毒品，从中牟利，其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依法应予惩处。杨闪其的行为属于多次向他人贩卖毒品，依法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杨闪其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案例评析

代购毒品并非一律构成犯罪，这就需要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查明代购目的，区分有无牟利，辨别相似行为，根据代购人在代购毒品中存在的不同情形，判断代购行为是否超出购买范畴，为代购毒品行为准确定性。

一、代购毒品的概念及相关情形。

贩卖毒品，是指有偿转让毒品或者以卖出为目的而非法收购毒品的行为。如果是无偿转让毒品，或者吸食者相互之间交换毒品，则不属于贩卖毒品。代购毒品是指代购人接受托购人的委托或指示，为托购人从贩毒人手中购买毒品的行为，它是毒品交易中的一种形式。代购毒品在实际生活中有很多情形，不同的情形会导致不同的定性。准确区分代购毒品的相关情形，有助于对代购毒品行为准确定性。

以是否牟利为目的，可以分为以牟利为目的代购毒品行为和非牟利为目的代购毒品行为。前者代购毒品的目的是为获取利益，代购过程中往往会从中加价，从中牟利；后者代购毒品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取利益，实践中可能是因为亲情、友情、人情等因素，单纯的代买毒品。

以托购人购买毒品的目的不同，可以分为代购人为托购人代购吸食毒品的代购行为，以及代购人为托购人代购贩卖毒品的代购行为。前者是单纯的代购行为，后者是代购人与托购人一起共同的贩毒行为，已经超出了代购范围。

以托购人是否指定卖毒人，可以分为托购人指定卖毒人的代购行为，以及代购人自行寻找卖毒人的代购行为。前者是代购人事实上为托购人“代步”购买毒品，代购人从中起跑腿作用，没有超出购买毒品的范畴；后者是代购人掌握购买毒品渠道，在代购过程中具有很大的主动性，往往转化为贩卖毒品行为。

二、代购毒品与居间介绍买卖毒品、倒卖卖毒品的区别。

代购毒品与居间介绍买卖毒品、倒卖毒品有很多相似方面，有时还会相互转换，在审判过程中，分清它们之间区别十分必要。

居间介绍买卖毒品是居间人为毒品交易双方提供交易信息，居间协调交易事宜，促成毒品交易的行为。居间人在毒品交易中处于中间人地位，起桥梁作用，为毒品交易主体提供交易信息、介绍交易对象等帮助行为，通常与交易一方构成共同犯罪，是一种贩卖毒品的形式，不以牟利为要件，其中在交易中超出居间介绍者的地位，对交易的发起和达成起重要作用的居间人，可以认定为主犯。居间介绍买卖毒品与代购毒品在与贩毒者是否共谋、交易中所起作用、是否牟利等方面存在不同。居间人在居间介绍买卖毒品中事前与贩毒者共谋，为毒品交易提供相关帮助，在表现形式上主要为毒品上下线提供交易信息，帮助商谈毒资，从中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一般不会直接的参与交易毒品，其居间介绍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赚取居间费。代购人在代购毒品过程中，一般不予贩卖者共谋，而是直接的接触贩卖者购买毒品，与贩毒者是毒品交易上下家关系，贩毒者与托购人一般不直接联系。

倒卖毒品属于毒品交易主体，与前后环节的交易对象是上下家关系，对毒品交易的发起和达成起主要作用，倒卖人本质上明知毒品而予以贩卖，并在毒品交易中获利。实践中，倒卖人在倒卖过程中获利，主要是从毒品下线手中获取利益，一般表现为收取毒资行为。至于倒卖人在倒卖过程中是否能赚取差价，是否实际盈利，并不影响其贩卖毒品行为的成立，只要存在有偿转让毒品行为，即使高买低卖毒品也应认定为贩卖毒品行为。倒卖人与代购人在毒品交易中地位及所起作用不同。倒卖人属于毒品交易的“经销商”，在居间倒卖毒品过程中，在前一个交易中支付毒资买入毒品，是毒品交易下线，在后一个交易中收取毒资贩卖毒品，是毒品交易上线，倒卖人这种买入毒品又卖出的行为，是有偿转让毒品，其对毒品交易的达成起决定作用，应认定为贩卖毒品行为。代购人在代购毒品中，是为托购人代购毒品，代购人与托购人不是毒品交易的上下家，代购人是帮助托购人购买毒品。

三、代购毒品如何定性。

我国刑法没有采取家长主义，没有处罚吸毒行为，而只是处罚贩卖行为。行为能不能构成贩卖毒品罪，还是要回到贩卖毒品罪的构成要件上来。当购买行为没有被刑法规定为犯罪时，单纯的购买行为就不能评价为贩卖的共犯，否则，就明显不合适。审理代购毒品案件时，应根据代购人在代购毒品中存在的不同情形，为代购毒品行为准确定性。

在代购毒品中，代购人明知托购人购买毒品是为贩毒，仍为托购人购买毒品，代购人此时参与到托购人贩卖毒品过程中，与托购人构成贩卖毒品的共同犯罪，对代购人应以贩卖毒品罪论处。

在代购毒品中，代购人为托购人代购仅用于吸食的毒品，但从中牟利的，应以贩卖毒品罪论处，这里就需要准确把握从中牟利的含义，所谓从中牟利，就是代沟人在代购毒品过程中获取相关利益，包括直接加价或变相加价的行为，即可以是金钱、毒品等有形的利益，也可以是帮助上学、就业、提高工作业绩等无形的利益。其中在代购过程中，代购人在必要开销之外收取“介绍费”、“劳务费”，或者以贩卖为目的收取部分毒品作为酬劳的，视为从中牟利，属于变相加价贩卖毒品。另外，代购人在代购过程中“蹭吸”行为，应根据案件不同情形综合把握，特别是需要关注代购毒品的目的是否是为了“蹭吸”这一关键点。对于为了“蹭吸”而帮助吸毒者购买毒品的，可以理解为代购行为具有了有偿性，属于收取部分毒品作为酬劳的行为，具有从中牟利的属性，应认定为贩卖毒品行为。对于不是为了“蹭吸”而帮助吸毒者购买毒品的，即使代购人在代购之后与托购人共同吸食毒品，因代购的目的并非为了“蹭吸”，代购人在购买毒品过程中仍起跑腿作用，没有超出购买毒品的范畴，不宜认定为贩卖毒品。

在代购毒品中，代购人为托购人长途代购仅用于吸食的毒品，代购人未从中牟利，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代购人的行为实际上转变为运输毒品行为，代购人与托购人构成运输毒品罪的共同犯罪，对代购人应以运输毒品罪的论处。对于代购人为托购人短途代购仅用于吸食的毒品，毒品数量符合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代购人与托购人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共同犯罪，对于代购人应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论处。

在代购毒品中，对于代购人无偿为托购人代购仅用于吸食的少量零包毒品，代购毒品数量未达到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标准的，此种情形如何定性，相对复杂，应根据案件情节综合把握。如果只是帮助买家找卖家，还没有超出购买的范畴，单纯为吸毒者寻找、联系贩卖者的，仍属购买毒品的行为，不应认定为贩卖毒品的共犯。在审判实践中，对于为亲朋好友一、两次代购上述毒品行为的，不宜认定为犯罪，可以对代购人作出相关行政处罚。对于代购人多次为他人代购毒品，且托购人未指定贩毒者，代购人自行寻找的贩毒者相对固定，代购人此时的行为扩大了毒品消费面，促进了毒品交易，可以理解为贩卖者联系下游吸毒者，有帮助贩毒者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成立贩卖毒品罪的共犯，应以贩卖毒品罪论处。

本案中，被告人杨闪其在为他人代购毒品过程中，除收取代购毒品的毒资外，还另外收取相关车费，其收取的车费明显超出其开车代购毒品的花销，属于必要开销之外收取的“劳务费”，其行为超出了购买范畴，应视为从中牟利，属于变相加价贩卖毒品，参照《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相关规定，对被告人杨闪其应以贩卖毒品罪论处。

【一审】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

（2018）皖1523刑初123号

【二审】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皖15刑终23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