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特定的被害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实施抢劫是否属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

【裁判要旨】

1.虽然只抢劫特定的一两个人，但由于该行为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直接威胁到该公共交通工具上所有乘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给该公共交通工具上所有乘客的心理上都造成了恐惧，同样严重破坏了社会公共秩序，应当认定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

2.只要是在运营中的公共交通工具上对乘客进行抢劫，就应当认定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而不论该乘客是该公共交通工具上原有的乘客还是刚刚搭载的乘客。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政,男,1973年2月12日出生,初中文化,农民,住江苏省泗洪县魏营镇前营村3组50号。

　　被告人侍鹏,男,1983年3月16日出生,初中文化,无业,住江苏省宿迁市侍岭镇圩东村1组。

　　2005年7月26日,江苏省南京市下关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李政、侍鹏犯抢劫罪,向江苏省南京市下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起诉书指控:

　　2004年9月l0日19时30分许,被告人李政在南京市中央门长途汽车站以拉客为名,将被害人马景海带至幕府西路江南加油站相房村2号乘坐皖A-53842长途客车。被告人侍鹏伙同侍锋、毕爱军(均另案处理)尾随上车。在车后部,四人对马景海进行暴力殴打、语言威胁,强行劫取其人民币8640元,并威胁不许报案。

　　2005年2月6日下午2时30分许,被告人李政和侍鹏在南京市下关区南京商厦门口以拉客为名,将被害人顾桂和带至幕府西路金大加油站,被告人李政拦截苏K一09486长途客车。上车后,两被告人在车后部对顾桂和施以拳脚和语言威胁,逼迫顾桂和先后拿出人民币计250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李政、侍鹏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采用暴力、胁迫方法抢劫他人钱财,且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抢劫罪。被告人李政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李政在侦查阶段一直拒不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酌情从重处罚。

被告人李政辩称,在2004年9月10日的犯罪过程中,没有殴打被害人,也没有劫取钱款,只是事后分得2000元;在2005年2月6日的犯罪过程中,自己没有殴打被害人顾桂和,“当时就是拉客,没有想到要抢劫”。

被告人侍鹏对公诉机关指控其抢劫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在侦查阶段向公安机关提供了破案线索,有立功表现。

　　江苏省南京市下关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2004年9月10日19时30分许,被告人李政在南京市中央门长途汽车站以拉客为名,将被害人马景海带至幕府西路江南加油站相房村2号。之后,李政拦下除车主林增发、驾驶员胡志军外另有一名乘客的皖A一53842长途客车,并带被害人上车。此时被告人侍鹏伙同侍锋、毕爱军尾随上车,并将被害人安排在车后部。四人在要求被害人买票过程中,发现被害人钱夹中有钱,于是对马景海进行暴力殴打、语言威胁,强行劫取其人民币8640元,并威胁不许报案。下车后,四人进行分赃,被告人侍鹏、侍锋、毕爱军各分得2000元,被告人李政分得余款。

　　2005年2月6日下午2时30分许,被告人李政、侍鹏在南京市下关区南京商厦门口以拉客为名,将被害人顾桂和带至幕府西路金大加油站。李政拦下车上只有驾驶员尤永一人的苏K-09486长途客车,两被告人将被害人顾桂和带上车并安排在车后部。之后,两被告人在车后部对顾桂和施以拳脚和语言威胁,逼迫顾桂和先后拿出人民币计250元。被害人顾桂和报案后,公安机关通过被害人及尤永辨认,确定嫌疑人并于2005年3月20日将两被告人抓获。

　　江苏省南京市下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李政、侍鹏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采用暴力、胁迫方法,劫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应依法予以惩处。被告人李政曾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侍鹏有立功表现,依法减轻处罚。南京市下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李政、侍鹏犯抢劫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提请对被告人李政从重处罚的理由正确,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二)项、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05年8月10日判决如下:

　　1.被告人李政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2.被告人侍鹏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一审宣判后,在法定的期限内,被告人李政、侍鹏均未提出上诉,检察机关也未提出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主要问题】  

针对特定的被害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实施抢劫是否属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

【裁判理由】

被告人李政、侍鹏的抢劫行为,是否符合“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这一加重处罚条款的规定,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幅度内量刑,审理过程中存在两种不同意见,分歧焦点是针对特定的被害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实施抢劫是否一律构成加重处罚情节。

　　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李政、侍鹏实施抢劫的犯罪地点虽在长途客车这样的公共交通工具上,但在犯罪过程中,侵害的对象一直针对马景海这一特定的被害人。特别是在第二次抢劫中,客车上仅有顾桂和一名乘客,根本不存在其他不特定多数人,不符合“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这一加重条款规定的针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抢劫这一特征;其次,行为人在实施抢劫过程中,仅仅对被害人一人有暴力殴打、语言威胁行为,未侵犯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其行为根本区别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这一加重处罚情形,与一般发生在公共场所的普通抢劫没有本质的不同。因而,对被告人李政、侍鹏的抢劫行为应以一般抢劫罪定罪,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幅度内量刑。

　　另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李政、侍鹏实施抢劫行为虽然仅仅针对被害人一人,主观上也没有侵犯不特定多数人人身和财产的故意,但只要行为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实施的抢劫行为足以威胁到同乘人员,即可构成抢劫罪的加重情节。

　　法院认定本案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二)项规定的“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理由如下:

　　第一,在公共交通工具这样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进行抢劫,被害人求救及反抗能力均受到一定的限制,可能得不到及时救助而陷入被实施伤害的极大的危险状态中,精神恐惧的制约作用也使得犯罪分子往往更容易得逞,因此,其社会危害性远远大于一般的抢劫犯罪。1997年刑法将“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规定为抢劫罪的加重情节之一,并配置有期徒刑十年以上量刑幅度予以重罚,突出体现了对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保护,以及对社会公共秩序的特殊关注与维护。

　　本案被告人虽然只抢劫特定的一两个人,但由于该行为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直接威胁到该公共交通工具上所有乘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给该公共交通工具上所有乘客的心理上都造成了恐惧,同样严重破坏了社会公共秩序,应当认定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

　　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对抢劫罪的这种加重情节作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二)项规定的“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既包括在从事旅客运输的各种公共汽车、大中型出租车、火车、船只、飞机等正在运营中的机动公共交通工具上对旅客、司售、乘务人员实施的抢劫,也包括对运行途中的机动公共交通工具加以拦截后,对公共交通工具上的人员实施的抢劫。因此,只要是在运营中的公共交通工具上对乘客进行抢劫,就应当认定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而不论该乘客是该公共交通工具上原有的乘客还是刚刚搭载的乘客。

　　第三,评判行为人的抢劫行为是否构成“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不是以实际上行为人是否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抢劫行为为标准,而是应以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是否受到威胁或者抢劫行为是否足以使得不特定多数人认为受到威胁为标准。本案中,被告人李政、侍鹏从犯罪预备到抢劫既遂后逃离现场的过程中,抢劫行为侵害的对象自始至终都是针对特定的被害人(第一次为马景海、第二次为顾桂和)一人,对车内其他同乘人员没有任何威胁性语言和行为,更没有实施暴力。但实际上,被告人李政、侍鹏对被害人施以拳脚和语言威胁等暴力行为,直接使车内其他同乘人员产生恐惧感,侵害了车内其他同乘人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以及社会公共秩序。

　　被告人李政和侍鹏第二次实施抢劫行为与第一次不同的是,除被害人顾桂和外,车上并无其他乘客,只有驾驶员尤永一人。由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不仅侵犯了不特定多数乘客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更重要的是侵犯了特定社会环境下的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共运输安全,被告人李政和侍鹏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实施抢劫,同样会使驾驶员尤永感到受威胁(不以行为人实际威胁驾驶员以及驾驶员实际产生恐惧感为前提),影响驾驶员的驾驶安全;同时,法律并没有将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员排除在不特定多数人之外,被害人顾桂和以及驾驶员尤永在长途客车封闭的环境中形成了不特定多数人群体。因此,仍属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

（本案为最高人民法院第391号指导案例）